故事要从1990年3月的上海音乐学院讲起，时值筹备出版我国音乐教育家萧友梅文集之际。陈聆群教授在整理萧友梅先生遗物时，发现一张完成于1920年的小提琴协奏曲手稿，名为《行路难》。后经专家考证，此乃由中国人完成的第一首小提琴曲。其作者名仲揆，也正是中国地质科学的重要奠基人：
1919年，受邀前往巴黎作学术报告的李四光在随身携带的五线谱稿纸上写下几行音符，又于次年一月在背面以《行路难》为题写了一首完整的小提琴曲。
当时的他已经取得了英国伯明翰大学的硕士学位，并接受了北京大学的归国任教邀请。阔别祖国七年，得知国内局势依然动荡混乱，西方列强依旧对中国虎视眈眈。他深知回国后科学救国困难重重、举步维艰。
就是在这样的情境下，李四光通过写下这一悠远深沉的小提琴曲，用“行路难”三个字表达当时对个人及国家前途的判断，表明自己不畏风雨坎坷“努力向学，蔚为国用”的坚定决心，更展现了自己“长风破浪会有时，直挂云帆济沧海”的远大抱负。
十五岁留学东瀛，十六岁成为同盟会最年轻的创始成员。因目睹甲午海战惨败的屈辱历史，年少的李四光立志学习船舶机械造船强军。1907年，18岁的李四光考入大阪高等工业学校学习造船机械。1913年，李四光前往英国伯明翰大学求学。他先是学习采矿，一年后改学地质。李四光三易专业的原因只有一个：国家需要。专业在变，而始终未变的是他誓用所学报效国家的拳拳之心。
20世纪60年代初冬，李四光生日时，何作霖（右后）与李四光及夫人（前排）合影
李四光曾说：“我想把我学到的知识，尽快地贡献给我的祖国。”但科学报国的道路却并不平坦。
初到北大，李四光就面临自然条件艰苦和经费支持有限的双重考验，但他依然在课堂和实地教学中以身作范、严格要求，在科研中倡导真理、鼓励创新。
主持地质所工作期间，由于经费有限、场地紧张、国内局势动荡等因素，李四光及他的研究所辗转上海、桂林及重庆等地，从未间断地质研究。
新中国成立后，李四光急迫地想要学成归来建设新中国，却接到政府要求他拒绝接受新中国政协委员职务的消息。得知此事的李四光当机立断，与夫人先后行动，历时数月，终于冲破阻力成功抵达祖国。
1952年，李四光部长在开学典礼上讲话。坐着左者第一人为院长刘型，左第二人（后排）为孙云铸。
1952年，李四光兼任北京地质学院筹备委员会主任。同年11月，在北京地质学院的首届开学典礼上，李四光动情地说：“现在新中国办起了惊天动地的事业，航空学院是惊天，地质学院是动地。你们就是动地的勇士”。随后挥笔题下“发掘祖国地下宝藏”几个大字，开启地质人才培养和地学研究的新纪元。
1964年北京国际科学讨论会期间，李四光向地质学家、古生物学家介绍多年收集的各种标本（前排右一：李四光；后排左起：马杏垣，黄汲清，程裕淇，张文佑）
从最早发现并坚持挑战西方地质学权威力证中国境内存在第四纪冰川开始，李四光似乎总是一名“少数派”。在众多同行的不理解甚至国际专家的质疑声里，他创新性地将力学原理和方法运用在地质学研究中，并运用这套理论指导全国石油地质普查的战略选区工作，及时提出了石油地质勘探工作的战略东移设想，发掘了我国丰富的油气资源，彻底击碎了长久以来的“中国贫油论”。
1965年，李四光部长接见北京地质学院全体毕业研究生后合影，马杏垣在前排就坐（右6）。
1965年，全国第一届构造地质学术会议部分代表合影（左五：李四光，左四：马杏垣，左三：黄汲清，右一：张文佑）
1966年河北邢台地震后，他独排众议，提出地震是可以预报的；1970年他积极倡导综合利用地热，提出：“地球是个庞大的热库，有取之不尽的热能”，利用地热取暖，既可节省大量煤炭，又可减少污染环境。此外，他率先应用地质力学理论指导铀矿床的勘查，为我国核工业发展和“两弹”研制成功奠定了基础。
正值李四光先生诞辰一百三十年，回顾他的一生，让我们擎起“李四光精神”的火种，继承先辈的崇高理想，创新求是，追求真理，踏着先辈的伟大足迹，心怀家国，迎难而上，继续书写地质报国的新篇章。
